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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喜必有祸:唐朝人的本命年信仰!

生肖本命年俗称“属相年”,指每个人出生的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,每十二年一轮回。由于十二生肖是在十二地支基础上发展的,且有简单形象、周期短、民间流传广等特点,所以相比较其他形式的本命信仰,生肖本命信仰有更广泛的影响力。

除佛教经典、道教符禄、阴阳五行占卜、天文历书等特殊文献外,世俗文献中提到的“本命年”均指生肖本命年。文献记载最早出现“本命”一词的是《三国志》中曹魏术士管辂在谈及自己年寿不永时道:“又吾本命在寅,加月食夜生。”

此句中的“本命”只有十二支中的一个“寅”字,由于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密切相关,且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以单个生肖代替地支的用法,所以这里的“寅”可推测为生肖本命“寅虎”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《七年元日对酒》之四写道“今朝吴与洛,相忆亦欣然。梦得君知否,俱过本命年。”并自注:“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,今年六十二。”白居易与刘禹锡同生于唐大历七年(772)壬子鼠年,作此诗时正逢一甲子六十年,虚岁六十二,所以诗歌中的“本命年”指生肖本命年。

中国俗语中有“本命犯太岁,太岁当头坐,无喜必有祸”的说法,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生肖本命年被认为是不详的,民间又称之为“坎儿年”或“槛儿年”。《七年元日对酒》的后两句“同岁崔何在,同年杜又无。应无藏避处,只有且欢娱。”诗人认为自己第五个本命年已经无处藏避,体现了唐人对生肖本命年的惧怕情绪。

在唐代,生肖本命信仰到底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呢?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记载了一则故事:陈昭,因患见一人着黄衣至床前云:“赵判官唤尔。”……至一城,大如府城,甲士守门。及入,见一人怒容可骇,即赵判官也。……赵曰:“此足以免。”便放回……乃令吏送昭。至半道,见一马当路,吏云:“此尔本属,可乘此。”即骑乃活,死半日矣。

己经死了半日的陈昭,被赵判官放回阳间,坐骑便是陈昭的本命生肖马。故事虽为杜撰,但是通过本命生肖马与陈昭同回阳间的叙述,可见在唐代本命在则生、本命去则死的观念深入人心,唐人深信属相本命是与一个人命运相连的。

柳宗元《三戒》中的一篇《永某氏之鼠》也记载了唐人关于生肖本命信仰的故事:永有某氏者,畏日,构忌异其。以为己生岁值子,鼠,子神也,因爱鼠。不蓄猫犬,禁僮勿击鼠。仓廪庖厨,悉以恣鼠,不问。由是鼠相告,皆来某氏,饱食而无祸。

此人生于子年,生肖为鼠,所以认为老鼠与自己的性命息息相关。因为老鼠喜欢暗中行动,所以此人亦“畏日”;因为老鼠怕狗猫,所以他“不蓄猫犬”,怕与自己本命相克。甚至将老鼠奉为神明,“仓廪庖厨,悉以恣鼠”对其加以供奉,认为老鼠饱食自己便本命无祸。从这则寓言可见唐人对生肖本命的忌惮与信仰甚至到了愚昧的地步。

敦煌文书P. 3398《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》创写于归义军时期。此文书对十二生肖本命属相的人生活起居、衣食住行、年岁时运等各方面的宜忌事项全部列出,全面展示了唐人对生肖本命的敬忌事项,如本命子鼠之人:

“命属北方黑帝。子日:料黍三石五十一代。宜着黑衣,有病宜服黑药。大厄子午之年,小厄五月、十一月,不得吊死、问病,不宜共午生人同财出入。”

在亥猪本命人的算卜中,甚至提出了大小便方位:“一生不得向西北方大小便,慎之则吉也。”见唐人对本命生肖与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、五方、五色等相关联的信仰程度很深。

在唐代,不仅百姓迷信生肖本命,就连九五之尊的帝王,也逃不出生肖信仰的泥淖,有的甚至酿成天下之灾祸。唐玄宗就是一个对生肖本命特别迷信的皇帝。《新唐书·五行志·鸡祸》记载:

“玄宗好斗鸡,贵臣、外戚皆尚之,贫者或弄木鸡,识者以为:鸡,酉属,帝生之岁也;斗者,兵象。近鸡祸也。”

唐玄宗生于垂拱元年(685),干支纪年是乙酉鸡年,因为玄宗属鸡,所以酷爱斗鸡,未即位前“乐民间清明节斗鸡”,即位以后“泊鸡坊于两宫间”。玄宗斗鸡甚至发展为一时之风,上至王公下至平民都争先效仿,许多人甚至不惜重金斗鸡,以至倾家荡产,“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,贫者弄假鸡”。

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出游途中,遇一小儿贾昌玩木鸡。玄宗将小儿召入宫中,使其在鸡坊训养雄鸡。因贾昌训养有方,深得玄宗赏识,遂“金帛之赐,日至其家”。贾昌在当时号称“神鸡童”,社会地位日变,他的父亲去世时唐玄宗下令“县官为葬器,丧车乘传洛阳道”。

时人有诗讽刺说:“生儿不用识文字,斗鸡走马胜读书,贾家小儿年十三,富贵荣华代不如。”《新唐书》中对唐玄宗酷爱斗鸡一事记载为“鸡祸”,认为“斗者,兵象”,虽然有一定封建迷信成分,但是玄宗时期之所以爆发安史之乱,使唐朝由盛转衰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玄宗后期的贪于享乐、用人不当和不理朝政。这一点在其对斗鸡活动的痴迷中就可见一斑。

玄宗生于乙酉鸡年,在中国传统的十二支五行方位属性中,酉属金、金属西方,所以玄宗“玄宗乙酉岁生,以华岳当本命”。出于对本命所在之尊崇,玄宗在华山举办了一系列活动,如“封华岳神为金天王”、“于华岳祠前立碑”、“于岳上置道士观,修功德”等等。

天宝九载(750),礼部尚书崔翘等还曾劝说玄宗于西岳华山封禅,其中重要理由就是“金方正位,合陛下本命之符”。大臣们更是利用玄宗此对本命生肖的迷信心理,上演了一幕幕政治剧。《旧唐书·李适之传》中记载:

天宝元年,代牛仙客为左相,累封清和县公。与李林甫争权不叶,适之性疏,为其阴中。(李)林甫尝谓适之曰:“华山有金矿,采之可以富国,上未之知。”适之心善其言,他日从容奏之。玄宗大悦,顾问林甫,对曰:“臣知之久矣。然华山陛下本命,王气所在,不可穿凿,臣故不敢上言。”帝以为爱己,薄适之言疏。

阴险多谋的李林甫,就是利用了玄宗迷信本命的心理,略施小计,把政敌李适之推到了尴尬的境地。除玄宗外,《新唐书·李泌传》中还有一段关于唐德宗李适的生肖本命信仰记载:

代宗将葬,帝(德宗)号送承天门,而辍车行不中道,问其故,有司曰:“陛下本命在午,故避之。”帝泣曰:“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!”命直午而行。

唐德宗生于唐天宝元年(742)即壬午马年,十二支中午的五行属阳火,位居南方,承天门为长安城中太极宫正南门,门外正对的承天门大道当然亦属午,所以司礼官不让代宗灵车行承天门街,怕冲撞德宗本命。德宗李适并没有听从有司的安排,只能说明作为一国之君,儒家传统孝道必须尊重,这也不能证明他并不信仰本命生肖。

唐代生肖本命信仰还多利用于篡权者的权谋与政治活动中。唐末义胜军节度使董昌,乾宁二年(895)在越州(今绍兴)自立为帝,改元顺天。其短暂的称帝偕越过程,被视为笑柄记载在《会稽录》中。他之所以欲望熏心,莽撞称帝,是轻信了山阴老人给他献的一个谶谣:“欲识圣人姓,千里草青青。欲知圣人名,日人日上生。”

于是,自认为天命己归于自己的董昌便经常说:“我兔子上金床也。我卯生,来年岁在卯,二月二日亦卯,即卯年卯月卯日,仍当以卯时。万世之业,利在于此。”董昌认为自己是帝王之材,并于第二年称帝,便是出于其对本命的相信:兔子已上了金床,卯年卯月卯日称帝必成。

据说董昌未败前,越州一狂生在旗亭上写了四句诗:“日日草重生,悠悠傍素城,诸侯逐兔白,夏满镜湖平。”第二年(896)夏,董昌被钱镠消灭,此诗才被人破译:“日日”为昌,“草重”为董,越州原来是隋朝越国公杨素所筑,所以“傍素城”指董昌割据越州。钱镠是公元852年,即壬申猴年生人,“诸侯(猴)”指钱镠,董昌属兔,“兔白”指董昌,则暗指董昌将被钱镠诛灭。

撰稿/春雨【读史品生活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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